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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道:普通摄影人 见证大历史

  为纪念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北京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本《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图集》。翻开图集不难发现,这一张张拍摄于60年前的老照片,有许多出自一位叫张祖道的摄影者之手。游行、演讲、街头演出、冲突流血,动态的影像背后是拍摄者冷静的双眼。60年转瞬即逝,当时的青葱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然而他用平实、朴素的摄影语言记录下的历史事件,见证了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伟大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作为老一代纪实摄影家的艺术道路。

  ■我的命是捡来的,将来即使遇到什么危险、困难都不会在乎

  张祖道高中毕业时正值抗日时期,满怀爱国热情的他一心想报考空军,“读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订阅航空杂志,喜欢研究各种机型。杂志上登出了空军的招考条件,我一比较发现自己差得很远。因为学习条件艰苦,我那时已经近视了。”

  当不成飞行员,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张祖道又决定学农,可同学提醒他学农要做试验看显微镜,他的视力又成障碍。就在彷徨犹豫之时,“已经毕业的师兄写信来说,昆明的西南联大很好,是一个民族堡垒,动员我们都去报考,我就动心了。”

  高中毕业一年后,张祖道来到了昆明,于1945年1月进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先修班是大学的预科,规定学生每门功课满85分就可以直升西南联大。当时在先修班授课的老师后来都成为有名的教授,教中国通史的吴晗,教生物的李继同等等,而最让张祖道受益的还是西南联大校外的那面**。“墙上贴满了壁报,内容都是反饥饿、反内战的,我每天去看,很受震动。”张祖道从小诵读三民主义,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国民党的正统思想教育,然而看到国家的土地一天天丢失,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

  因为生物成绩优秀,从先修班毕业升入大学时,老师希望张祖道报名生物系,但被他拒绝了。“我跟老师说现在这个时代,只要能吃饱维持生命就可以了。我想学社会学,去了解人。”

  1945年11月25日晚,张祖道所在的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云南英语专科学校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召开了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的时事讲演会,有近6000名师生参加了集会。大会还在进行时,驻防昆明的第五军邱清泉部就包围了联大校园并鸣枪威胁;大会结束以后,军警们又断绝交通,不让学生返校。第二天,为抗议军警暴行,全市30多所大中学校开始罢课,并组成很多宣传队和演出队到街头演讲宣传,为此不少学生遭到了毒打。12月1日,一大批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军人又闯入各个大学捣毁校具、殴打师生,甚至向人们开枪投弹,当天有4人被杀,20多人受伤。

  军队进攻学校的时候,张祖道正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组织义卖,“当时就在校门外,有人要向里面扔手榴弹,后来听说旁边有人说了句‘莫造孽’,一把抢过来朝相反方向扔了。所以说我的命是捡来的,那么将来即使遇到什么危险、困难都不会在乎。”

  此时的张祖道已是一名积极的学生运动成员,白天他兼任学校纠察队的队长和义卖处处长,晚上又帮同宿舍化学系的同学冲洗照片,用来做宣传。从各班级汇集来的胶卷有120的,也有135的,他们占用还未使用的大食堂一角,拉上一根电线就充当暗房。

  “这些照片都是同学们在‘一二·一’运动中拍下来的。每次显影时,看着一张白纸从什么都没有到慢慢显现出同学们在宣传、被打甚至惨死的一个个场景,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刺激,也是触动我从事摄影的重要起因。”

  那个年代照相机相当昂贵,但不论好坏,同学中总能有一两台。张祖道第一次摸到的照相机就是同学女朋友的。“我这位同学和一位女同学谈恋爱,他们出去玩拉着我给他们照相。女同学家里很有钱,照相机是折叠式的皮老虎相机,用120的胶卷,他们取好景、调好光圈和距离就交给我来按快门。”

  没料到这轻轻一按,从此就将张祖道深深吸引了。为了能接触不同类型的照相机,周末郊游时他总是抢着给大家拍照片,自己留没留影丝毫不在意,而且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买一台照相机。

  ■在特殊的环境下,他养成了快速观察、不惊动当事人的拍摄习惯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布解散,合并在一起的燕大、清华和南开分别迁回原址。因只有清华开设了社会学系,张祖道被分配到清华,要求在11月赴北平报到。利用这半年的假期,张祖道在上海跟着社会学系的老师进行企业调查,将赚的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到北平后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了一台二手照相机。

  “当时有两个同学带了很好的相机先到学校报到了,他们照了一些北京城的风光和学校的校景在校园里出售。我和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三人周末摄影社,每个周末给同学们照相。”

  二手相机到手之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祖道四处借用别人的照相机,因此基本掌握了不同类型相机的使用方法。去王府井买胶卷时,他跟照相馆的师傅聊天,询问什么镜头好什么镜头差,哪个是一流的哪个是二流的。师傅见一个大学生认认真真地请教自己,心里一高兴嘴下便毫无保留。这样一来,虽然无一“机”在手,张祖道照样成了一个相机通。

  转眼到了“一二·一”运动的周年纪念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都举行了隆重的活动。纪念日当天上午,张祖道借了相机先拍清华大礼堂召开的追悼会,然后赶到沙滩的北大红楼广场,拍摄北大和清华剧艺社的联合演出,晚上再赶回清华记录纪念晚会。“白天用的120,晚上又改成135,因为没有支架,又加上人影晃动,照片不是特别理想,但纪念晚会的几个字清清楚楚,我到现在还留着照片。”

  有人对张祖道说,要想出成绩应该搞艺术摄影,那才是真正的艺术,才能拿到国际上参加展览。“这个同学给我看了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残荷,另一张拍的是阳光照射下的学校大礼堂。照片很美我也很喜欢,但我的注意力一时还是在国家的命运上。”

  北平一系列的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抗议美军暴行游行、五二0大游行、“七五”联合示威……而张祖道的镜头一直牢牢地追随着身边爱国学生的身影。

  谈起60多年前的游行示威,张祖道依然记忆清晰。“我们的路线一般是从清华园出来经过北大、人民剧院然后进入城区,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队伍一进城区就有特务跟踪我们了,因为清华、燕大的学生是重点目标。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大学,那里面特务很多,我们一听说是中国大学的都提高警惕。五二0大游行那天,中国大学也拉了一个游行队伍,要掺和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走到南池子的时候,他们忽然跑到我们队伍的前面想带着我们走,口号也变成了拥护国民党的,我们临时决定在南池子拐弯,甩开了他们。”

  为了拍摄游行队伍,事前已经掌握游行路线的张祖道总赶在最前面。他向同学借辆自行车先到达预定地点,然后就观察环境,选择有北京地标的背景。

  “我把相机对好后就挂在身上用手一盖,挤在人群里一起看。等游行队伍走过来喊口号时,我举起相机就按,周围根本没人察觉。”

  有时需要从高处拍游行队伍,一些报社的记者上到公共汽车的车顶上找角度,张祖道就请他们帮忙把自己也拉上去。要爬电线杆时他也从来不求助同学或学校纠察队的人,因为“一找就证明我是这个队伍里的了”。他会请周围面善的老百姓助一臂之力,把自己托上去,即使特务看见了也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照相者,顶多照一两张自己留着,不是用来做宣传的。

  张祖道还记得一次大游行时,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都有经验了,知道他们走哪里就堵哪里。“西直门不开门我们就绕到德胜门进城,最后几路游行队伍都被堵在了东华门大街不让进天安门,只能往回走。”

  为了留下军警阻挠行为的证据,张祖道骑车绕到东华门和北河沿之间,来到军警队伍的后面。他穿一件绿色的夹克,乍看像个军人,自行车往旁边一靠也不锁,一副“自己人”的模样。

  “他们一共有三层,最前面是警察,中间是军队,最后是穿便服的流氓特务。我挤到他们中间,找准机会就按几张,然后骑上车就跑。他们来不及发现,发现了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方的。”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张祖道养成了快速观察、不惊动当事人的拍摄习惯。北平解放前,他的镜头几乎记录了每一次学生的游行和集会活动。“那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分两大派,一派是不问政事一心读书留美的,另一派就是像我这样的。我们三个人的摄影社,其他两个因为学习紧等原因都退出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

  ■那本遗失的旧相册,始终在他心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当时燕大后门有家照相馆,张祖道拍好的胶卷都拿到那里冲洗。他还从照相馆买了一本二手的大开本照相本,将一百多张照片放进去,再请建筑系的同学用美术字写上说明。

  装订好的照相本很快就被其他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借走进行展览。为了安全起见,照片都是不署名的,顶多用上周末社的名字。北平解放后,张祖道托人将相册捐赠给了全国学联。

  “那本相册后来被交到了团中央,团中央又交给一个出版社,有关学生运动的内容都从我那里拿照片。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当年团中央的人,他说看到过,但都被人拿散了,没办法找回来了。我临参军前还从相册里挑出60多张交给一位老师,请他转交给新华社。新华社只留了20多张,剩下的也没有退给我的老师。”对此张祖道遗憾至今。

  1948年冬,解放军包围北平城。12月14日,清华校园里贴出了巡防委员会的紧急通知,要求同学们不要走出校门,以防意外。张祖道拍下了这张布告,这是他在解放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热血沸腾的张祖道自然忘不了拿起他心爱的照相机。火车站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的清华学生;前门大街欢天喜地的腰鼓队;东交民巷里登上坦克欢呼的学生与解放军……他用光影的特殊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一腔喜悦。

  抱着“解放海南岛有我一份”的愿望,大学毕业后张祖道参军进入了南下工作团。因为摄影特长,他被选入《战时画报》工作,之后又调入《新观察》杂志,集编辑与摄影记者于一身,从此与照相机打起了一辈子的交道,他几次跟随当年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在鄂、川、江、浙进行少数民族和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又与众多文化界名流往来密切,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然而那本遗失的旧相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始终在他心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如今有关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照片,尤其涉及清华大学的,几乎都出自张祖道之手。有人对87岁的张祖道说:你60年前拍的照片很了不起,记录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而他依然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摄影人,一个忠实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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